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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源：《東方翻譯》2020年第3期
轉(zhuǎn)自：謝天振比較文學譯介學資料中心
引言
民國時期處于西學東漸向縱深發(fā)展、文學改革如火如荼的階段。吸收外國文學、關(guān)注弱小民族文學的需求，使翻譯這一重要媒介，尤其是文學翻譯得以蓬勃發(fā)展，魯迅、郭沫若、林語堂等大量文人投身其中。不過，其中一位學者型作家性格復雜，愛好廣泛，精研哲學、宗教且中外會通，一貫將人生信仰貫徹于生活、創(chuàng)作、評論和翻譯，其翻譯成就卻被長期蔭蔽，他就是許地山。30多年間出版的翻譯家傳略均未見許地山名號，幾部主要的中國翻譯史著對其翻譯及影響幾乎未著筆墨。
一、許地山的翻譯活動
許地山（1894—1941），筆名“落華生”“落花生”，“五四”時期新文學運動先驅(qū)、中國現(xiàn)代小說家、散文家，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新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的創(chuàng)辦人之一。他精研宗教，熟習音律，善英語、梵文，在翻譯上也頗有建樹，先后就讀于燕京大學文學院和神學院，曾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研究印度哲學、宗教比較學，在英國牛津大學曼斯菲爾學院研究宗教學、印度哲學、土俗學和人類學。他一生翻譯作品頗豐，涵蓋的體裁有詩歌、故事、散文等，領(lǐng)域涉及印度文學、圣經(jīng)詩卷與歌詞翻譯。
許地山的翻譯成就主要體現(xiàn)在印度文學翻譯上。他崇拜泰戈爾，曾譯《吉檀迦利》中數(shù)首詩歌，只是未曾發(fā)表（周俟松、王盛，1987：134），后譯泰戈爾散文《在加爾各答途中》和詩歌《主人，把我的琵琶拿去吧》，分別發(fā)表于1921年4月《小說月報》12卷4號和1931年1月《小說月報》22卷1號。由于推崇泰戈爾，許地山進一步對印度文學發(fā)生濃厚興趣，陸續(xù)翻譯了三本珍貴的印度民間故事集：1928年譯的《孟加拉民間故事》（商務印書館，1929），1934年《二十夜問》（作家出版社，1955），1934年《太陽底下降》（作家出版社，1956）。其中第一部譯作計263頁，后兩部分別為102頁和84頁。盡管這三部作品涵蓋面和體量算不上很大，但它們是早譯入中國的印度民間故事，為中國學者開展印度文學研究奠定了基礎(chǔ)。
許地山譯作封面。圖片來源網(wǎng)絡。
三本故事集中，《孟加拉民間故事》體量大，包括22篇極具印度特色的故事，網(wǎng)羅“羅剎”“天馬”“鮫人”“龍”“鬼魂”等異域形象，為中國讀者呈現(xiàn)出別具一格的印度文學特質(zhì)。許地山還在譯本前撰寫了一篇五千字的“譯敘”，內(nèi)容豐富，極具研究價值，涉及到如下方面：
（1）翻譯藍本：是戴伯訶利（lal Behari Day）編撰的Folk-Tales of Bengal，其中故事是作者從印度農(nóng)村婦人處聽說。許地山以1912年麥美倫（Macmillan）公司版本為藍本。
（2）翻譯原則：因編譯民間故事只求內(nèi)容明了，不必如其余文章逐字斟酌，故他并未逐字逐句翻譯，只把故事意思率直寫出，原文辭句在譯文中時有增減，這說明許地山追求譯文的可讀性。
（3）翻譯動機：有二，一是自己對“民俗學”的深厚興趣，二是其夫人周俟松愛讀故事的興趣。他的翻譯純粹是服務于興趣與生活。
1940年許地山夫婦結(jié)婚紀念全家福。圖片來源網(wǎng)絡。
中國有許多民間故事本是從印度輾轉(zhuǎn)流入的。許地山認為，多譯些印度故事，對研究中國民俗學必定很有幫助（許地山，1929：3-13）。他還在“譯敘”中詳細分析了民俗學與故事的關(guān)系以及故事的分類：
許地山的故事分類（許地山，1929：9）。圖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另兩本民間故事《二十夜問》（A Digit of the Moon）和《太陽底下降》（The Descent of the Sun）均來源于英國作家貝恩（F. W. Bain）編譯的《印度故事集》（The Indian Stories of F. W. Bain）。貝恩此書共13卷，許地山選取的是第一卷和第二卷。其中《二十夜問》譯本前附有許地山寫的一篇“小引”，分別介紹故事背景、內(nèi)容、源文本和印度故事的特點?？梢酝茢啵S地山翻譯這兩個故事集的目的與翻譯《孟加拉民間故事》大致相似，即探究中、印民間故事淵源，為中國民俗學研究探路。我們比照閱讀這兩個故事集的源文本和許地山譯本后發(fā)現(xiàn)，其翻譯策略與《孟加拉民間故事》相仿，即不求完全對照，只求原文意思流暢表達，或曰追求譯本可讀性。
除印度文學翻譯外，許地山曾作為基督徒重譯雅歌（Song of Songs）。1919年4月22日中文圣經(jīng)“和合本”出版發(fā)行。許地山參照美國學者莫爾頓（Richard Green Moulton，1849—1924）所著現(xiàn)代英文圣經(jīng)選集里的雅歌（Moulton，1907），以當時出現(xiàn)不久的新詩體措辭和格式進行翻譯，并另寫長文《新譯緒言》。該緒言和譯文《雅歌新譯》分別刊載于《生命》1921年11月第2卷第4期和12月第5期上。十分難得的是，在《新譯緒言》中，許地山以學者的眼光，把國外學者對雅歌的文學解讀加以綜述，對牧歌體的歷史起源、表達手法及其與中國田園體的異同做了詳細介紹和總結(jié)（馬月蘭、任東升，2017：173）。雅歌辭藻優(yōu)美，將美好愛情融入優(yōu)美詩歌中，其中包含的大量隱喻與意象又指向其神圣作者（Gledhill，1994：255），是《圣經(jīng)》中文學性極強的一卷，許地山重譯時，便突出重現(xiàn)了其文學性。
許地山善音律，會彈琵琶，能譜曲編詞，且熟稔西洋樂曲和西洋民歌，因此翻譯了20多首外國歌詞。1932年，北平中華樂社柯政和主編了十冊本《世界名歌一百曲集》，每冊十曲，其中第一冊全十曲與第三冊中三曲歌詞為許地山所譯，第一冊“前言”也由他撰寫?；趯σ袈傻臒釔叟c歌詞翻譯過程中的感悟，許地山既翻譯又根據(jù)原曲歌譜自行創(chuàng)作歌詞，這在同時代學者里極為少見。1933年，柯政和主編三冊本《初中模范唱歌教科書》（前兩冊為北平中華樂社出版，第三冊為新民音樂書局出版），收有許地山的歌詞譯作和創(chuàng)作。第一冊收入許地山翻譯的歌詞4首，創(chuàng)作的歌詞3首；第二冊譯詞3首、作詞7首；第三冊譯詞8首、作詞1首。這些譯詞多為情歌，或向愛人傳遞愛戀與憂思，或與親人朋友話別，或訴說人在他鄉(xiāng)對故土的懷念，而許地山自己作的詞多為勉勵青年人暢想美好生活，無論是譯詞還是作詞，都體現(xiàn)出許地山對生活的熱愛與對社會人文的關(guān)懷。在《世界名歌一百曲集》第一冊“前言”中，許地山提到自己與音樂的淵源，由于看到“學校所授底唱歌不但與十幾年前一樣”，甚至和“小學時代所學底不差只字”（轉(zhuǎn)引自商金林，1996：60），所以出于普及音樂教育的目的，他自己開始翻譯、創(chuàng)作歌詞。文章末，許地山提到了自己翻譯歌詞時的策略：
以直譯為主，如能一字對一字，把原意達出來更好，如不能只好意譯了。譯底不通順自知難免。但有原文對照我想也可以使譯者藏藏拙，看不通時，看原文也可以。
（商金林，1996：61）
但結(jié)合他所譯的歌詞來看，這種說法難免自謙。他的翻譯是忠實基礎(chǔ)上的靈活應對，具體策略下文會進行深入探討。
二、許地山翻譯評析
清末民初，正值新文化運動興起，構(gòu)建新文學呼聲高漲，翻譯也得以迅速發(fā)展，大批文人志士為此創(chuàng)立眾多文學團體，如新月社、創(chuàng)造社、未名社等，其中聲勢為浩大的是文學研究會。許地山作為該團體創(chuàng)始人之一，其翻譯從選材到策略再到思想，都有深刻的個人和時代印記。
（一）翻譯選材基于理念興趣
許地山翻譯內(nèi)容雜，選材廣，但也并非無跡可循。結(jié)合他的個人發(fā)展經(jīng)歷與所處的時代坐標，可以發(fā)現(xiàn)影響他翻譯選材的因素主要有三點：
第一，對個人興趣的順從。許地山的譯作中，體量大的當屬印度文學，這與他對印度文學的濃厚興趣和深入研究脫不開關(guān)系。許地山幼年便深受佛教影響，“生本不樂”和“因果循環(huán)”等佛家思想在他的作品中均有所體現(xiàn)。印度作為佛教發(fā)源地，自然格外受他關(guān)注，他還曾親赴印度進行研究，進一步加深了他對印度文學的興趣。泰戈爾也是許地山對印度文學產(chǎn)生深厚興趣的原因。他將泰戈爾奉為偶像，不僅翻譯其作品，甚至模仿其穿著舉止。這兩個因素使得許地山對印度文學興趣與研究頗深，甚至學習了梵文，進而選擇大量印度文學進行翻譯。同時，在《孟加拉民間故事》的“譯敘”中，許地山提到的兩條翻譯動機均與興趣相關(guān)。由此可見，許地山首先考慮的翻譯題材都是遵循興趣而來的。
第二，對“為人生”的深刻踐行。清末民初，文學翻譯在選材上較為盲目，缺乏系統(tǒng)性。隨著文學翻譯規(guī)模擴大，不同文學傾向被直接反映到文學翻譯思想中，文學翻譯觀出現(xiàn)了由為宣教啟蒙到為人生、為藝術(shù)的轉(zhuǎn)向，文學翻譯選材也隨之變得有選擇、有計劃、有主題，促進了文學翻譯的繁榮發(fā)展，為新文學發(fā)展奠定了基礎(chǔ)（顧建新，2003：82）。這一時期的文學翻譯選材體現(xiàn)出文學傾向與風格，翻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種文學。許地山作為文學研究會創(chuàng)始人之一，踐行“文藝為人生”理念，創(chuàng)作與翻譯都基于人民疾苦與社會所需。因此，當他看到學校里教授的音樂還是十幾年前的老樣子時，便身體力行，甄選西方經(jīng)典音樂，翻譯其歌詞，同時還自己創(chuàng)作歌詞。
第三，對宗教的理性虔誠。許地山是一名基督徒，同時又對佛、道二教有自己的認識，他對宗教所持的態(tài)度并不是盲目信奉，而是理性、選擇性的。他曾在福建加入“閩南基督教倫敦會”，但逐漸不滿其教義，開始有志于宗教比較學研究。正是出于對宗教的理性虔誠，同時在社會環(huán)境寬松、文人追求文學改良、呼吁構(gòu)建新詩學的條件下，許地山才能在中文版圣經(jīng)“和合本”僅出版兩年后，便在1921年翻譯出雅歌。
許地山在燕京大學。圖片來源網(wǎng)絡。
（二）翻譯策略體現(xiàn)讀者意識
許地山鮮有對翻譯的論述，目前發(fā)現(xiàn)的僅有《孟加拉民間故事》“譯敘”和《世界名歌一百曲集》“前言”中的相關(guān)文字，另有1920年發(fā)表在《新社會》第12期上的一篇《我對于譯名為什么要用注音字母》。這并不意味著他的翻譯能力和水平可以被忽略。事實上，通過分析他的譯本，再結(jié)合這些零星的論述，可以窺見許地山作為譯者有著較強的讀者意識。
1. 因裁施譯，照顧不同讀者
許地山的翻譯策略靈活，面對不同的文體風格，秉持不同的翻譯動機，他采用靈活恰當?shù)姆绞綄ξ谋具M行多樣化處理，是一名合格且的譯者。下面是他譯的蘇格蘭民歌《你能忘記舊時的朋友么?》（Auld lang syne）頭兩句歌詞的兩個譯文：
例1.
原文：
Should au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
Should au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days o’ lang syne?
（Burns，2007：171）
譯文1：
你能忘記舊時的朋友，不放在心里么？
你能忘記舊時的朋友，和舊的時日么？
（轉(zhuǎn)引自商金林，2018：54）
譯文2：
你能忘舊日朋友，心情一點不留？
你能忘舊日朋友，和舊日的優(yōu)游？
（同上）
譯文1來自1932年出版的《世界名歌一百曲集》第一冊，譯文2來自1933年出版的《初中模范唱歌教科書》，可以看到前者完全是一一對應翻譯而來；后者在忠實呈現(xiàn)原歌詞的基礎(chǔ)上，對格式、對仗、押韻進行了處理，去掉語助詞“么”和部分結(jié)構(gòu)助詞“的”，用“不留”和“優(yōu)游”達到壓尾韻的果，更符合音律、朗朗上口。二者有如此差距的原因，要從不同的翻譯動機、目的以及受眾來分析：在《世界名歌一百曲集》“前言”中，許地山提到翻譯這些西方經(jīng)典歌曲目的在于“把含有性底外國高尚樂歌連譜帶詞，裸白地介紹給國人”，以提升時下國民的音樂素養(yǎng)及音樂審美，受眾是沒什么音樂基本知識，甚至文化水平不高的群體，所以選擇忠實的策略，也就是“以直譯為主，如能一字對一字，把原意達出來更好，如不能只好意譯”（轉(zhuǎn)引自商金林，1996：61）。而《初中模范唱歌教科書》受眾是初中生，重點在“讀譜、歌唱、欣賞”，“力求其平均進展”，“歌曲之排列與調(diào)，樂式，節(jié)奏，拍子等之分配，各具有密切的關(guān)系”（轉(zhuǎn)引自商金林，2018：54）。出于這樣的翻譯目的，許地山對歌詞進行了重譯，后呈現(xiàn)出更符合歌曲節(jié)奏、韻律，更適宜教學的版本。
相較于歌詞翻譯，許地山翻譯故事時策略更靈活大膽，為表意順暢，他常將原文語序調(diào)整，有時還涉及細微刪減或增加，比如在《太陽底下降》中：
例2.
原文：Then his friend laughed in derision, and said: Boasting is useless, and in words, all men can do everything, and every woman is another Rambh. Babble no more of her beauty, but come, let your paragon of a wife put her power to the proof.
（Bain，2012）
譯文：他底朋友輕侮地笑說：“夸口是沒用的。說起空話來，一切男子都是的，所有的女人都是藍婆。不必再說空話了，教你那典型的妻子用她底能力來證明罷……”
（許地山，1956：7）
這段翻譯，許地山做了不同程度的加、減法，將then、her beauty依據(jù)漢語語義慣性忽略不譯，將in words語義蔓延到“說起空話來”，既符合原文含義，又照顧到目標語讀者的閱讀體驗，這種做法實踐了《孟加拉民間故事》“譯敘”中的主張。
《世界名歌一百曲集》第一冊封面。圖片來源網(wǎng)絡。
2. 深入研究，譯文詳做注釋
許地山譯作的另一特色是基于自身理解在譯文中添加注釋。譯文中常夾注大量注釋，有的前后附有文字說明。如《在加爾各答途中》原文僅有兩條注釋，許地山卻做了12條注釋，另附一段600余字介紹作者、創(chuàng)作背景以及文本內(nèi)涵的“譯者跋”；《可交的蝙蝠和伶俐的金絲鳥》后附有一段說明“樂的故事”文章類型的文字；《二十夜問》前有“小引”，《孟加拉民間故事》前有“譯敘”。三本印度民間故事集原文有大量注釋，許地山譯本不僅譯出這些注釋，且增添了大量基于自己理解和研究的注釋，為讀者提供文化背景知識，掃清閱讀障礙；《雅歌新譯》也寫有單獨的《新譯緒言》，且為長文。大量的注釋與說明，充分印證了許地山對印度文學深入細致的研究與了解，也體現(xiàn)出他的讀者意識，他將譯作當成啟發(fā)民智、向民眾宣揚外國文化的手段，單純的翻譯顯然不能滿足這樣的要求，惟有將譯本分析、解釋，甚至賞析后呈現(xiàn)給普通受眾，才能真正地將譯作中的風格、內(nèi)容、主題傳達出來；否則，面對滿篇的拗口姓名或不知所云的異域元素，讀者只能囫圇吞棗了。
3. 翻譯專名，采用注音字母
晦澀的表達用注釋加以解釋說明，對于完全陌生的譯名，許地山則用自創(chuàng)的注音字母標注。在《我對于譯名為什么要用注音字母》中，他論述了自己翻譯外國名號時使用注音字母的緣由，是少見的他專門就翻譯所作的論述。文中提到四點原因：一是“離本來的音近”。因發(fā)音大都離不開“牙、舌、唇、齒、喉”，故外文與中文讀音可以大致對照起來，但與漢字卻難以對應，因為在當時的條件下，同一個漢字，放到不同的方言里又是不同的讀音，所以用注音字母對應外文發(fā)音是比較合適的；二是“字體一律”。若用漢字翻譯外文名字，有可能造成字體不一律的現(xiàn)象，如Darwin當時的譯法就有“達爾文、多爾溫、達威”，這就容易造成誤解；三是“容易憶寫”。他認為憶寫名字時，用漢字和方言都不如注音字母簡單便捷。此外，許地山還認為注音字母應當人人皆學，學起來不過一兩個鐘頭便可，并提供了自己的注音字母表（許地山，1920：6-9）。
許地山采用注音字母翻譯專名，大的問題在于：“以漢語發(fā)音為基準，能標就標，不能標的就不標”（朱志瑜，2003：11），如此一來未免簡單粗暴。由于推行和習得困難，他自創(chuàng)的字母表終沒能推廣使用。然而，他對語言文字與翻譯關(guān)系的思考在當時是前衛(wèi)且極具理論意義的，同時，他推崇注音字母翻譯專名的初衷，也是基于讀者方便閱讀的考慮。
（三）翻譯思想面向世界文學建構(gòu)
民國時期面臨文化轉(zhuǎn)型，翻譯事業(yè)承擔了建設(shè)新文學的崇高使命，在這種條件下，翻譯作為創(chuàng)作的前瞻與先鋒，融合了作者/譯者的創(chuàng)作需要、興趣愛好、經(jīng)濟利益，以及詩學審美與文化政治等功能，因此，翻譯與創(chuàng)作的關(guān)系呈現(xiàn)出同一性、雙向互動性與互文性。同時，翻譯也起到了連接世界文學與中國新文學的中介作用（黃焰結(jié)，2013：71）。鄭振鐸在1921年《小說月報》第12卷第1期《改革宣言》中提到，當時中國文學家的兩大責任分別為“整理中國的文學”與“介紹世界的文學”（鄭振鐸，1921：4）。許地山便是秉持構(gòu)建新文學與世界文學的思想來進行翻譯的。
1. 創(chuàng)譯協(xié)同發(fā)展
從時間上看，許地山的翻譯與創(chuàng)作齊頭并進，也互相影響，這體現(xiàn)在兩方面：第一，翻譯與創(chuàng)作雙向互動。這體現(xiàn)在，翻譯為新文學創(chuàng)作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資源，同時新文學創(chuàng)作反過來也要求進一步的翻譯活動（黃焰結(jié)，2013：72）。許地山將大量印度文學譯入中國，這也促進了他的創(chuàng)作，催生了中國人撰寫的第一部印度文學史專著《印度文學》。該書1930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雖僅有6萬余字，但系統(tǒng)論述了印度文學從古代到近代的發(fā)展中作品里的異域元素，將印度文學史進行，譯介了一些印度文學名詞術(shù)語；同時，書中貫穿著中印文學比較研究的意識，這一點彌足珍貴（馮新華，2005：19）。許地山創(chuàng)作《印度文學》后，又著手《二十夜問》和《太陽底下降》的翻譯，由此構(gòu)成翻譯與創(chuàng)作的雙向互動；第二，翻譯與創(chuàng)作的互文性。翻譯與創(chuàng)作雖相對獨立，但“它們之間構(gòu)成了互文關(guān)系”（黃焰結(jié)，2013：74）。許地山創(chuàng)作的文學作品多以閩、臺、粵和東南亞、印度為背景，主要著作有《空山靈雨》《綴網(wǎng)勞蛛》《危巢墜筒》等，這些作品與眾不同的一點就是異域特色。在他的作品中，常能捕捉到印度民間故事的蹤影，如《二十夜問》第五夜的故事與《綴網(wǎng)勞蛛》的情節(jié)走向基本一致。此外，《綴網(wǎng)勞蛛》中至少有7處是從圣經(jīng)里引用的文句（王本朝，2000：135-136），相似的例子還有不少。許地山的翻譯于他是靈感來源，翻譯與創(chuàng)作的互文性為他的作品帶來了異域特色。
許地山著《印度文學》，商務印書館出版。圖片來源網(wǎng)絡。
2.《雅歌新譯》的比較文學價值
許地山去世后，文學圈哀悼不已，紛紛寫下紀念文字。郭邑在《許地山補記》中說道：“治宗教史較梁任公氏為博，漢英梵文大辭典功缺一簣”，“匪僅文壇學術(shù)失一，而國內(nèi)宗教學者從此如失北辰”（郭邑，1941：144）。許地山作為宗教比較研究的學者，對宗教的貢獻不僅體現(xiàn)在多篇學術(shù)文章中，《雅歌新譯》也占據(jù)了重要地位。
《雅歌新譯》讓中國現(xiàn)代文學增加了“牧歌體”這種新的寫作體裁，在“教義傳真”與“語言審美”間達到一種認知平衡，同時為《圣經(jīng)》詩歌重譯史奠定了基礎(chǔ)，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具有獨特地位和優(yōu)勢。這是中國文學家以白話文完整翻譯的第一部圣經(jīng)單卷，上承和合本，下接中國學者對圣經(jīng)多卷詩歌進行的重譯，在中文圣經(jīng)翻譯史上獨具價值。“許地山是第一個獨立全譯《圣經(jīng)》詩歌書卷的中國學者，他的《雅歌新譯》標志著中國學者開始打破在華傳教士詮釋和翻譯《雅歌》乃至整部《圣經(jīng)》的壟斷權(quán)，開啟了中國文學家面向創(chuàng)作的《圣經(jīng)》詩歌翻譯傳統(tǒng)”（馬月蘭、任東升，2017：172）。沈從文模仿《雅歌》創(chuàng)作了一系列表達湘西青年男女強烈愛情的牧歌體抒情詩篇，從這個意義上看，許地山的《雅歌新譯》給比較文學實踐和理論研究以深刻啟發(fā)。
3.翻譯與研究并重引入印度文學
許地山對印度民間故事的譯介開創(chuàng)了先河，而他也是印度文學研究的先驅(qū)。他基于自身研究所著的《印度文學》，篇幅雖然不算多，卻是部比較講印度文學的著作。（薛克翹，2010：110）譯介印度民間故事，不僅促進了他的創(chuàng)作，更高層面上，還增進了國內(nèi)對印度民間文學的進一步了解，推動了中印的文化交流。印度總理尼赫魯訪華時，周總理就將許地山譯的印度民間故事介紹給了他。幾本印度民間故事帶給當時民眾的，絕不僅是新奇有趣的故事，更讓人們認識到印度民間故事的神奇魅力、古代印度人民豐富的想象力，以及中印民間故事有何異同，這無疑增進了我國人民對印度文學的認識。事實上，除了引入國外文學內(nèi)容外，許地山對印度民間故事的譯介還有助于中國民俗學的研究。在《孟加拉民間故事》的“譯敘”中，他認為很多中國民間故事起源于印度民間故事，這一點也是被學界普遍認可的，他的翻譯對中印民間故事以及民俗學研究也具有重要意義。
三、結(jié)論
民國年間翻譯蓬勃發(fā)展，許地山作為翻譯的構(gòu)建者與被構(gòu)建者，在翻譯與創(chuàng)作近乎同一的年代，從翻譯選材到策略，再到思想，始終秉持著世界文學觀，致力于將世界文學譯介入中國，同時為中國新文學建設(shè)添磚加瓦，進而反作用于世界文學。他的一生就像落花生，扎根土地，成果頗豐，在自己力所能及的領(lǐng)域盡可能地構(gòu)建橋梁：《雅歌新譯》搭建了宗教與文學的橋梁，歌詞翻譯搭建了音樂與人民的橋梁，印度文學翻譯則搭建了文化與文化的橋梁。作為譯者，他的譯作量上不占優(yōu)，但質(zhì)量很高，影響深遠——他是中國獨立全譯《圣經(jīng)》單卷詩歌書卷第一人，近代譯介印度民間故事第一人，切實推進了世界文學的構(gòu)建，對后世圣經(jīng)書卷翻譯以及印度文學與民俗學研究都有著深遠的影響。
任東升，男，1966年生，河北井陘人，民盟盟員，南開大學博士，中國海洋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翻譯學方向帶頭人，兼任副院長、翻譯研究所所長，兼任中國翻譯協(xié)會對外話語體系研究會委員，中國外文局沙博理研究中心中國海洋大學基地主任，中國英漢語比較研究會理事，中國宗教學會理事。中國英漢語比較研究會翻譯服務行業(yè)專委會副會長、翻譯史專委會常務理事。擔任《中國外語研究》副主編，《英語世界》編委會委員，中國英漢語比較研究會翻譯史專業(yè)委員會會刊《翻譯史研究》編委。研究方向為翻譯理論、翻譯實踐、宗教翻譯研究。在《中國翻譯》《中國外語》《圣經(jīng)文學研究》等發(fā)表學術(shù)論文80余篇，出版專著《圣經(jīng)漢譯文化研究》（2007），主編規(guī)劃教材《圣經(jīng)文化導論》（2012），主編翻譯論文集3部，譯著5部，譯審200余萬字，主持完成和現(xiàn)主持社科一般項目2項，主持中國翻譯研究院、中央部委委托課題2項。主講課程有：本科生《英漢翻譯》、《圣經(jīng)與西方文學藝術(shù)鑒賞》，碩士生《基礎(chǔ)筆譯》、《翻譯學通論》、《涉海法律英語翻譯》、《學術(shù)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博士生《沙博理翻譯藝術(shù)研究》、《學科經(jīng)典閱讀與研討》。
為微信發(fā)文發(fā)表，此處省略了摘要、關(guān)鍵詞、注釋、作者整理的許地山譯作表格和參考文獻，引用請以紙質(zhì)文獻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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