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拓展：泉州牙博士種植牙價格
泉州種植牙是不錯的，之前我在泉州牙博士調節(jié)過，果挺好的，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海外版
從空中鳥瞰泉州市區(qū)，泉州城西路像一張“弓”，西街的西段則如搭弓待射的箭。這里是泉州歷史文化名城的核心區(qū)，周邊布滿文物和遺產建筑。 (圖片來源：《泉州晚報》)
2022年7月13日，清晨的蟳埔村黃氏宗祠前，村民正在撬海蠣。 蟳埔村位于泉州晉江入海口處。這里出產的海蠣極其有名，新修的祠堂仍舊采用了蠔殼厝元素。祠堂上“紫云衍派”的門楣，閩南人一看便知指的是捐地修開元寺的黃守恭后裔。
2022年7月，泉州申遺成功一周年到來之際，參加國學夏令營的中學生正在排隊進入泉州天后宮遺產點參觀。
泉州天后宮內，香客祭拜的風俗依然延續(xù)下來。天后宮是體現(xiàn)世界海洋貿易中心管理保障的代表性遺產要素，體現(xiàn)出民間信仰與意志相結合對海洋貿易發(fā)展的共同推動作用。泉州天后宮的建筑規(guī)格高于湄洲祖廟。
1974年，在泉州灣后渚港出土了一艘宋代建造的遠洋貨船。考古人員從船上發(fā)現(xiàn)了香料藥物、木貨牌(簽)、銅錢、陶瓷器、竹木藤器、果核(殼)、貝殼、動物骨骼等14類文物。這是我國迄今為止發(fā)現(xiàn)由海外返航并已出土的一艘古代遠洋海船。 (圖片來源：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
“船”在泉州歷史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2008年7月，在泉州石獅祥芝鎮(zhèn)斗美宮展出一艘“迷你”王船。“送王船”是閩南地區(qū)一種祈求平安、趕走瘟疫的儀式，與福船造型幾乎一模一樣。完成儀式后，王船會被送入大海或在海邊焚燒?！八屯醮眱x式隨著閩南人的腳步傳到東南亞和日本長崎，2020年成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
日本長崎的福建會館始建于1868年。會館內的天后堂，也供奉著媽祖。
這是泉州開元寺大雄寶殿后側的印度教石柱。明末泉州灣經歷了一次大地震，大雄寶殿重修時采用了一些當時已經傾頹的印度教寺石構件。
中國擁有悠久的海洋文明與文化。
2021年7月，“泉州：宋元世界海洋商貿中心”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作為亞洲海洋貿易網絡東端引擎型港口的杰出范例，展現(xiàn)了公元10至14世紀亞洲海洋貿易的高度繁榮景象。
成為世界遺產地后，人們從更宏觀的視角觀察這座“活著”的古城。這里不僅是知名的僑鄉(xiāng)，而且是華人海外拓展形成的“流動的社區(qū)”中心，是“海上絲綢之路”中的一個特色組成部分。
泉州是我的家鄉(xiāng)。
我的曾祖父年輕時跟著曾曾祖父去了印尼的泗水。祖父年輕時，也曾差點被送往泗水投奔伯父，學做生意，但是適逢臺灣光復，祖父還是選擇去臺灣當老師，后來又因緣際會回到泉州繼續(xù)做中學歷史老師。幾十年后，我跟祖父一樣學了歷史，在寫博士論文時翻閱泉州南安石井鄭氏資料，看到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在18歲時候便去香山澳(即澳門)投奔舅舅黃程，便略有似曾相識之感——在少年時踏上一條跨海越洋的謀生之路，這大約是數(shù)百年來泉州人的必由之途。在泉州誕生的這種生計方式，遠比其他僑鄉(xiāng)更加久遠和穩(wěn)定。
從泉州成為中國南部沿海要港起，泉州的歷史就不再是單單發(fā)生在本地的歷史。從明清開始，泉州人在海外活動的人數(shù)與范圍越來越多，這些游子與故鄉(xiāng)的聯(lián)系仍舊密切，不曾斷絕。家族的成員，可能越洋再造家族；原先所具有的社會關系、社會資源也會延伸到海外。因此，那些發(fā)生在海外的人和事，亦是泉州歷史的一部分。
到清朝中晚期，泉州人已經可分為住在原地和住在海外兩部分。海外泉州人數(shù)量雖然相當可觀，形成的海外社區(qū)不斷流動，但他們的社會、經濟生活卻是與泉州本地連在一起的。近代泉州的公共生活實際上應該算上他們的一份。泉州的歷史如果沒有他們，就不是完整的。
“海者，閩人之田也”。泉州海洋傳統(tǒng)的形成，取決于泉州人的生計模式和閩越族裔的歷史底蘊。
泉州與海相伴生的往昔與主動擁抱海洋的當世，恰是中國東南地區(qū)海洋文明的縮影。
福建省擁有3752公里的海岸線。每年春夏，西南季風從印度洋和南中國海吹來，秋冬季節(jié)東北季風則往南吹；北上的黑潮和南下的岸流能助沿著海岸線航行的船只一臂之力。于是處在東海與南海交界處的福建就成了一個絕好的海上運輸中轉地。早在東漢，來自中南半島上交趾七郡的貢品，即從海道經過福州轉運至北方。
福建北部綿延的武夷山脈不僅阻擋了冬季南下的寒風，給泉州留下“溫陵”的雅號，也阻礙了從陸路北上中原腹地的腳步。向西向北，是綿延起伏的丘陵山地，向東向南則是廣闊無垠的大海，只要有船，想去哪兒就可以去哪兒。泉州漫長而曲折的海岸線上分布著“三灣十二港”。明代福建水手們使用的航海針路簿《順風相送》既記載了從福建到東亞、東南亞各國的航道，也記載了菲律賓與日本之間、東南亞各國之間的航道。如果說在亞歐大陸上，機動性強的族群是游牧民族，那么在大海上，機動性強的族群就是海洋民族。
泉州初的海洋傳統(tǒng)來自于后世常被稱作“疍民”的閩越族?！渡胶＝洝ず饶辖洝氛f“閩在海中”。明弘治年間的《八閩通志》引用舊志記載：“閩之先居海島有七種”。福建的土著族群，是“以船為車，以楫為馬”的百越島夷。閩越遺裔給福建留下了無法磨滅的海洋文明傳統(tǒng)。他們是中國周邊海域的水手，西晉《吳都賦》就有“篙工檝師選自閩、禺(番禺)”的辭句；他們是出色的造船工，兩宋時有著水密隔艙和強抗風浪能力的福船超越了阿拉伯海船，還是日后鄭和寶船的原型；他們也是卓越的冒險家，早在唐開元八年，泉州就有航海家林鑾“試航至渤泥(即文萊)，往來有利。沿海畬家人俱從之往，引來番舟”，至今留下了的“林鑾渡”；他們后來還是海岸線的護衛(wèi)者，明朝以沿海衛(wèi)所建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海防體系時，曾“招島人、蛋戶、賈豎、漁丁為兵”，讓部分疍民上岸成為衛(wèi)所駐軍。泉州港在宋元的崛起與其后海洋傳統(tǒng)的延續(xù)，閩越遺裔功不可沒。
泉州擁有適宜海上活動的自然條件，同時又是一個不適于農業(yè)的地區(qū)，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必須邁向海洋，才能生存發(fā)展。
兩晉至唐宋“衣冠南渡”的農業(yè)移民則是泉州平原的主要開發(fā)者，他們帶來先進的農業(yè)技術，修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使這個曾經的南蠻煙瘴之地，能夠為海外貿易生產充足的商品。
今日泉州古城的核心區(qū)域，至漢代仍有一部分泡在水下。這里是晉江入?？?，咸水與淡水交匯。南下的北方農業(yè)移民在泉州選擇的第一個定居點是更加上游處的豐州九日山下。除了鱷魚與毒蛇之外，貧瘠的土地與不斷侵襲的海潮是農業(yè)移民面臨的大挑戰(zhàn)。
泉州沿海平原保存下來為數(shù)眾多的明清族譜，這些族譜往往用“磽確”來形容本地土壤之瘠薄。僅從字首偏旁，人們也能感受到這片僅有345平方公里的平原，坐擁福建省第四大河流，卻無緣成為肥沃的三角洲。不僅如此，攜帶著鹽鹵的海潮還時不時涌入先民篳路藍縷開墾的田地。一次天文大潮，就可能將辛勤勞作的成果化為烏有。為了積蓄細流與雨水以灌溉沖刷斥鹵的田地，由唐至宋，晉江沿海平原共修建了125處埭田，與海爭地。但是人口的增長速度，仍然超過了泉州平原農業(yè)產出的承載能力。北宋元豐年間，泉州與福州并列福建人口稠密的地區(qū)，南宋時僅泉州城內便號稱有“生齒50萬”，當?shù)匾呀泦适Я思Z食自給的能力，需要從域外調運。為了生活，農業(yè)移民學習了本地居民的灘涂養(yǎng)殖和近海捕撈，用海產來換取粟米，隨后也被卷入了海外貿易的生產鏈條。
與對外通商歷史悠久的廣州港相比，泉州港表面看上去似乎并無任何優(yōu)勢。但是福建比之廣東，卻相對開發(fā)得更早、更。整個北宋年間，福建登科的進士人數(shù)是廣東的十多倍，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經濟發(fā)展水平。泉州及其腹地為了海外貿易而生產多種商品，但對于廣州港來說，有許多則需從外省調運才能獲得，這無疑加大了廣州港的貿易成本。在泉州，為了適應海洋生計模式，種植糧食的土地改為種植經濟作物，比如荔枝、龍眼、茶葉、甘蔗和木棉；燒瓷的窯址遍布了海邊與山區(qū)，宋元泉州窯址的密集程度堪比浙江龍泉和江西景德鎮(zhèn)。出使真臘(即柬埔寨)的元朝使者周達觀也在當時真臘都城吳哥見到了泉州出產的青瓷。同時，有利于水陸轉運的橋梁也被大量修建。有宋一代，福州共造橋18座，泉州卻建造了115座，僅平原核心地帶的晉江縣就建了43座橋梁。
海洋生計模式造就了泉州的海洋傳統(tǒng)。在海外貿易不受限制的時候，海洋商業(yè)傳統(tǒng)得以發(fā)展和深化。
公元1087年，北宋朝廷在泉州設立市舶司，泉州刺桐港步入了她的黃金時代。在一副繪于1375年的《加泰羅尼亞世界地圖》上，刺桐港被記錄為“Zayton”，這是她名揚于世界航海史的名字。在這座城墻內面積甚至超越了首府福州的城市里，來自遙遠異邦的各國商人居留在“番坊”“聚寶街”，或在摩尼教寺、基督教聶斯托利派的教堂和婆羅門教寺院乃至參加科舉。他們在泉州為官經商，與刺桐城分享的榮光。經考古發(fā)現(xiàn)，一位故里不知何方的阿拉伯人蒲氏，后以“有宋泉州判院蒲公”的稱號，被埋葬在文萊的墓地。更多的阿拉伯商人后裔，當刺桐港衰落后仍定居在城郊鄉(xiāng)村，與本地人聯(lián)姻繁衍。明代思想家李贄家族的墓道碑上記載的家系，證明了其家族與阿拉伯商人后裔金氏、蒲氏、丁氏都存在著聯(lián)姻關系。
刺桐港的黃金時代，加深了泉州地方社會與海洋生計模式的共生關系。地方社會從此習慣于商業(yè)活動，習慣于與異邦人交往融合；百姓們也習慣于生活中時時有遠邦的方物或異聞。泉州晉江入?？谔幍南y埔村，除了出產泉州灣好的海蠣，也同樣以蠔殼厝而聞名，只是他們所使用的大型牡蠣殼，并非嬌小的本地品種，而是來自于遙遠的東非海岸，在數(shù)百年前充作壓艙石隨同福船一起返回泉州港。鄭芝龍主持重修開元寺大殿時，用了印度教寺的石構件，摩尼教和印度教的神明則進入了本地信仰體系，被當作地方神明崇拜。草庵的摩尼光佛和池店興濟亭的濕婆之妻都被百姓當成觀音菩薩奉祀。隨著明初到訪中國的錫蘭王室使者定居泉州，犬神毗舍爺也成了鋪境廟白耇廟的隨祀神，位居主神田都元帥之側。
海洋傳統(tǒng)造就了泉州地域社會的流動性，泉州的歷史邊界隨著其社會成員的腳步而不斷向外拓展，形成了遍布海外的“流動的社區(qū)”
在刺桐港衰落后的幾百年中，泉州人的足跡遍及中國海和東南亞海域。來自海外的財富又支撐了泉州的社會經濟。因此宋元以后的泉州并未走向衰落，泉州的海洋傳統(tǒng)也并未中斷。
明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福建市舶司由泉州遷往福州，泉州失去了合法口岸的地位。然而港口并不是泉州海洋傳統(tǒng)的核心所在。中國現(xiàn)存古老的清真寺——泉州清凈寺始建于公元1009至1019年，這從一個側面證明當時泉州已經存在具有一定規(guī)模的阿拉伯社群。海洋貿易是形成這些多元社會風貌的前提?！吧讲粊砭臀?，我便去就山”，海洋傳統(tǒng)的核心是不畏風浪的流動性。泉州港衰落后，泉州人的海商集團發(fā)展起來。他們行走于海內外各處商埠。從長崎到阿瑜陀耶(即現(xiàn)在的泰國大城)，都有他們的身影。當時的代表人物是鄭芝龍，他能夠使用多種語言，活躍于福建、澳門、臺灣及日本等地。他的兒子鄭成功7歲從日本回到泉州的家鄉(xiāng)石井鎮(zhèn)，后來創(chuàng)立的海陸五商行更是涉及整個中國周邊的海域。
泉州港失去東方大港地位后五百年間，泉州人用一次次的海上冒險完成了海洋傳統(tǒng)的再生。海洋生計模式帶來的生活習慣和知識體系早已融入了民間生活的方方面面。大海上危險重重，吉兇未卜的前途令跨海謀生者往往迷信于神靈的庇佑。泉州人縱橫四海的商業(yè)網絡，也需要一套信用體系去維持。于是“神靈”就成為了見證人，祭拜神靈就成為悠久的傳統(tǒng)。從晚明到清長達一二百年的時間里，泉州商人在日本長崎與福州商幫、三江(浙江、江蘇、江西)商幫一同輪值主持媽祖祭與維護悟真寺華人義冢。直至現(xiàn)在，我身邊遇到的泉州老太太，可能不識字，或許從未聽說“倫敦”“紐約”這樣的大城市，但她知道仰光在緬甸、泗水在印尼；雖然她從沒學過英文，不知道英文“outside”一詞如何讀寫，但她在玩閩南的四色牌時，如果出了錯張，便會懊惱地脫口說“奧賽”。泉州的老一輩人在做早餐時，會很自然地將來自南洋的朱古力條加入雞蛋燕麥粥中煮做早餐，而這其實是一道經菲律賓中轉而來的墨西哥菜。
常常有人說，泉州是一座“活著”的古城，它沒有凝固在歷史的風塵中，而始終充滿著喧囂的煙火氣。雖然昔日市舶司古海關早已變成了奉祀戲神田都元帥的水仙境境廟，泉州人卻把唱南音的“郎君社”搬到了南洋各埠；雖然港口早已不再貿易南島香料，泉州人卻把南洋味道加入了牛排和沙茶面。內生于民間文化與生活方式之中的海洋文明，賦予了泉州長久的開放與包容，泉州人也能繼續(xù)從大海上尋找到新的出路，我想這正是這里頑強傳承“草根”生命力的大來源。
蔣 楠: 青年學者，華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明清華南社會經濟史與華僑史。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蔣楠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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